人们还记得，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，越南爆发过两场战争——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。在这两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中，越南都是以中国为大后方的。周恩来总理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，担负起支援越南的重任。他把援越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在政治、外交、经济、军事各个方面向越南提供无私的援助，直至越南完全解放，实现祖国的统一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我有幸多次给周总理当翻译，得到总理的关心和爱护。总理的言谈举止、谆谆教导，至今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　　记得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的时候，我的心情特别紧张。过去从来没有见过总理，一见总理就要当翻译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，况且那时我的越文水平有限，各方面的知识欠缺，总怕翻译不好，达不到总理的要求，心里压力很大。我给总理当翻译既高兴又害怕，我战战兢兢的样子，总理看出来了，就问我哪里学的越南文？什么地方人？这一发问，总理那种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的形象使我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了下来。在同客人谈话中，总理讲到唯物辩证法，过去我没有译过这个词，一下子把我难住了，总理就用通俗的语言向我解释，唯物辩证法就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事物，并直接用法语向客人说了这个词，客人听明白了。总理帮助我解决了翻译的难题。在客人走后，总理对我说：“当翻译不要那么紧张，要沉住气，要刻苦学习，多掌握一些知识，多掌握一些词汇，以后才会有进步嘛。”总理这几句话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，给予我很大鼓励。

　　在那以后，我给总理每当一次翻译，都会学到许多新的东西。“越南南方共和”刚刚诞生的时候，这个词中文怎么译法才准确我没有把握，有的译为“越南南方共和”，有的译为“越南南方共和国”。总理让我把英文、法文、俄文的译法拿出来对比，并查问每个越文字的意思。后来，他在会见越南大使时又了解用这个词的意思，最后总理决定按照越文的本意正式译为“越南南方共和”，同英文、法文、俄文的译法不同，这就从政治上支持了越南的立场。就此，总理对我说，翻译要注意提高政治水平，政治要强，才能做好翻译工作。

　　在反对美帝侵略的斗争中，中国人民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“团结在一起，战斗在一起，胜利在一起”是总理在祝贺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取得成功招待会上讲的一句话，坚强有力，鼓舞人心，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。当时是我做的翻译。越南总理范文同听后对周总理说，这句话讲得很好，很有受鼓舞，越南文翻译的意思出来了，但句子的排列不如中文那样坚强有力，稍加改动就好了。随后，总理嘱咐我按照范文同总理的意见把译法改了过来。

　　日本的人名、地名，对非日语翻译来说比较困难。有一次给总理当翻译，总理讲到太平洋战争和山本五十六，可是“山本五十六”这个名字我翻译不出来，经总理提示，问题才得以解决。后来，总理交代外交部亚洲司编写《常见日本人名、地名手册》，供非日语口译的翻译使用，并要求大家熟记。从此，翻译日本人名、地名的难度大为降低。

　　总理不懂越南文，但他注意听翻译的语音、语调，观察翻译的表情。我有时译得不顺畅，总理就问是不是译全了？有没有听不明白的地方？有时他重复一下关键的句子，帮助翻译能够准确地将他的意思表达出来。在同客人的谈话中，总理不时会讲到很多数字。我国同越南的计量单位不同，换算起来很麻烦，但是总理对数字反应灵敏，换算很快。当我还在思考怎么译时，总理就已经换算完了。总理过人的才智令我折服，但同时我也感到愧疚。这本应是我的职责，怎么能让总理为我分心呢？这以后，我下定决心强记各种数字的换算，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。

　　总理对翻译人员体贴入微，帮助解决难题。我曾多次给毛主席当翻译，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，讲的问题又很深奥，有时我没有完全听明白，总理就给我重述一遍并加以解释；我翻译的声音大了，总理就会提醒声音放小一些；主席讲话的段落长了，总理还会提醒主席等翻译译了再继续讲。这样一来，我翻译就顺当多了。

　　最使我难忘的是，1969年9月，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，总理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。当时，中苏关系正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，总理预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会参加吊唁活动，所以在吊唁活动结束后当天就返回了北京，以回避同柯西金碰面。后来，越南为胡志明主席举行国葬，我国派出由李先念副总理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吊唁，柯西金本想同李先念打招呼，未成。于是通过越方向中方传话，希望在他回国途中能停北京同周总理会晤。当时，我作为代表团的翻译，越方向我谈了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此事政治性很强，事关重大。尽管中央有回避见面的指示，但我无权耽搁；此时又想起总理曾多次教导我们“政治要强，才能完成好任务”，于是我立即向李先念副总理报告。最后中央决定同意总理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。这次会晤缓和了中苏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，也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。从这件事情中，我更体会到总理教育对我的巨大帮助，从心坎里更加敬重总理。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总理处在危难之中。进入20世纪70年代，总理身患重病，但依然继续担负起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重任。他同越南领导人见面和会谈的次数是最多的。双方谈话的内容极为广泛，包括越南战争的形势、对敌斗争的方针和战略战术、谈判的斗争方针、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后勤物资供应、中苏关系以及“文化大革命”等等。谈话的时间有时长达四五个小时，直到深夜。谈累了，总理就用热毛巾擦擦脸，提起精神又继续谈下去。总理每次谈话都从越南的实际出发，谈得入情入理，说服力很强，对客人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。总理为越南人民设身处地着想，不辞辛劳、夜以继日地工作，客人深受感动。客人常称赞说，在他们接触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，周总理是一位罕见的为越南人民正义事业忘我工作的伟人。

　　为了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，总理克服了相当大的干扰和困难。在党内，总理要同林彪和“四人帮”进行斗争，尽力排除他们的干扰，同时要耐心纠正我援越部队中一些极“左”的做法，如在越南散发毛主席语录、纪念章，在驻地外面树立语录牌。此外，还要劝说红卫兵不要干扰援越物资的运输等。当时，经常有越南领导干部取道我国来往于南北越两地，以加强对南方抗美斗争的领导。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，总理亲自为他们选择住处并派可靠人员接送，以防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发生意外。为了更切实有效地向越南提供援助，总理先后派方毅和李强率领学习组去越南和胡志明小道了解情况，掌握第一手材料，并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。越南领导人对总理在援越方面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他们评价说，在困难时刻，周总理是最理解我们的，中国总是和我们站在一起，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胜利，都有着中国人民的贡献。

　　纪念周恩来总理，回忆当年给总理当翻译的往事，仍然历历在目。总理从政治、工作、作风、相思各个方面一直对我严格要求，同时鼓励我刻苦学习，不能仅满足于做好翻译，而且要争取有更大的进步。正是总理的谆谆教导，使我能够完成肩负的使命。总理的恩情，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。

　　（注：作者是越南归侨，曾任外交部亚洲司越南文翻译、副司长，中国驻塞内加尔、老挝、缅甸大使，已离休。）